自20世纪80年代初，部分法律院系在50年代开设的西方政治思想史课程的基础上开始开设西方法律思想史和现代西方法律哲学课程，并招收硕士研究生。
六、挑战 总体上说，越来越多的问题需要法律实证研究，加上不断壮大的研究群体的推动，法律实证研究呈现出上升的发展趋势，相应的文献数量和比例较之前都大大提高。苏力看到了以西方法治为理想模型的中国建构主义法治实践的种种悖谬之处，提出要重视本土资源。
本土资源论是当时苏力对中国法制发展道路的理论回应。法律定量研究运用最为广泛的是在诉讼法学界，有大量关于诉讼程序、非诉程序的实证研究成果发表。这种转折有着巨大的影响，甚至在形塑法学学术的性格方面，也有着未被明确估量的巨大贡献。讨论并不限于具体问题，而是着眼于微观场景和社会关系，上升到一般性的法律现象，从中讨论中国的法律体制、法律运行等，在经验基础上阐释法治实践。从事理讲法理，诉诸的是常情常理常识，讲述的是生活经验。
可以把微观描述与宏观理论思考结合起来，把部门法的规范与其作为公共政策的政治导向和后果分析结合起来，把法律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发展结合起来。实证研究的问题很难说单纯属于法律或法学问题，无疑要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视野越多，看待问题就越是多面，就越能得出有效的判断。如采纳之，它就将本案的司法管辖权让渡给中国法院。
(三)执行管辖权 由于国际社会是横向的平行式社会，国际法在强制执行方面存在先天性不足，特别是在司法解决争端方面没有真正的强制性安排，故国际司法机构的判决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执行，在颇大程度上仍凭借国家本身的力量。从治理结果来看，通过行使跨国司法治理权，国内法院不仅决定个案的结果，还通过传导性方式影响全球治理的整体效果。(一)司法管辖权 国际纠纷的司法管辖权既涉及国际法，也涉及国内法。鉴此，本文旨在跨越学科藩篱，以中国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历史坐标，系统探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国内法院，阐释人民法院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中的角色。
单边性事项是指，加州法院仅须确定其本身是否有管辖权，主要包括对该案是否具有属人管辖权与事项管辖权等。为此，我国应大力加强各级法院的国际司法能力建设，鼓励其行使跨国司法治理权，积极依法审理国际纠纷，通过反复一致的司法实践形成司法、立法与外交相互支撑的格局，确立中国在相关国际法问题上的权威国家实践，改变西方国家长期垄断国际法上国家实践的局面，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自萨维尼提出法律关系本座说以来，国际私法体系即以多边主义为基石，在国际民事纠纷与各国实体民事法律之间架设一套指引法律适用的冲突规范，使此类纠纷不论在哪一国法院审理均适用相同的实体法，从而实现判决结果一致，遏制当事人挑选法院。鉴此，须在全球治理的高度厘定人民法院的权能，重视发挥其跨国司法治理权，提高其国际司法能力与公信力。【中文关键词】 全球治理。进而言之，假定加州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后，原告请求中国法院承认与执行该判决，在此环节中，中国法院的决定不仅事关执行权的跨国间分配，还影响到中美两国的治理权在该案中的再分配。
(二)特点 跨国司法治理权具有广泛性、间接性与相对独立性三个特点。结语 全球治理是一个复杂综合的体系，是一个多元行为体参与的全球合作治理模式。人民法院 【全文】 全球治理已被中国确立为应对全球性风险与构建世界新秩序的核心手段，十九大报告更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确立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在包头空难案中，如加州法院仅作单边考量，它似乎可以对所有国际民事纠纷排他性地适用法院地法。
(三)执行管辖权 国内法院还可以通过国际司法活动在国家之间分配执行管辖权。(二)立法管辖权 国内法院还可以通过司法活动在国内立法机构与具有国际规则制定权的非政府组织之间分配立法管辖权。
在此情形下，如加州法院驳回该动议，它就会对该案行使管辖权。善用人民法院解决敏感国际纠纷，以最小的国家成本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概言之，就国内法院的跨国司法治理权而言，其重要性及其在全球治理体系内的地位与其所属国的国际影响力、体量、发展程度及参与全球化的程度正相关。在此情形下，国内法院是否执行国际司法机构的判决不可避免地涉及国内执行权与国际执行权的再分配，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国内法院对其司法权威的认可程度。在裁定是否行使管辖权时，加州法院须对诸多事项作出决定，有一些事项属于单边性质，另一些属于多边性质。在该案中，东航以非方便法院原则为依据提出动议，指出本案由中国法院审理更方便。所谓相对独立性，是指国内法院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作用，具有相对独立于其所在国行政当局的特点，其意识形态与政治色彩更为淡化，也更容易被国际社会接受。这事实上使中国的执行管辖权在这起美国法院审理的国际民事纠纷中得到某种程度的实现。
国际私法通过架设在国际民事纠纷与各国民事实体法之间的冲突规范确定了各国民法的地域效力，这种双层构架的法律调整体系赋予国内法院在全球范围内对立法管辖权的再分配权，从而实现各国民事法律制度之间的国际协调，确保国际民商事治理体系基本稳定。国内法院在审理国际民事案件时，如当事人选择的法律是非政府组织制订的规则并获法院认可，该非政府组织的立法管辖权就会因此得到实现。
(一)司法管辖权 国际商事仲裁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替代争议解决方法以及国际商事仲裁机构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替代各国法院的国际纠纷解决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国内法院的立场与实践。经此过程，国内法院不仅决定跨国行为主体的权利与义务，还以传导性与渐进式的方式影响全球治理的整体效果。
国际法决定国家可以采取何种形式的管辖权的可允许限度，而国内法规定国家在事实上行使管辖权的范围和方式。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的综合国力已进入世界前列，正日益接近世界舞台中央。
五、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对于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司法管辖权 由于依中国法无法获得高额赔偿，该案原告遂在加州法院提起诉讼。以包头空难案为例，中美两国法院在国家之间分配治理权的权能得到清晰展现。三、治理权在政府机构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司法分配 对于具有国际争端裁判权的非政府组织与享有国际规则制定权的非政府组织，国内法院对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享有治理权具有不可忽视的决定权。
【期刊名称】《中国法学（文摘）》【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3 进入专题： 全球治理体系 中国法院 。假定在包头空难案中，加州法院决定行使管辖权，在随后的诉讼程序中决定对总部位于上海的东航送达传票，并委托律师到中国调查取证。
若与西方国家的法院相比，人民法院关于国际法的实践则更与其体量以及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不符。四、国内法院的跨国司法治理权 以全球治理为视角，国内法院不仅是一国的国内司法机关，还享有跨国司法治理权。
(一)重视人民法院的跨国司法治理权 跨国司法治理权具有广泛性，作为中国的国内法院，人民法院除拥有传统意义上国内司法机关的固有权能外，其拥有的跨国司法治理权应得到充分重视。它们分布在三个层面，即国家之间、国内机构与国际机构之间、政府机构与非政府组织之间。
这些国际机构行使治理权的实际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国内法院的立场与实践。这是因为在国际诉讼中，法官不仅需要处理内国法与外国法之间的冲突，往往还须处理国内法与国际法之间的冲突，前者事关国家之间立法管辖权的分配，而后者涉及国内立法权与国际立法权之间的分配，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具有国际立法主导权的国际机构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的实际效用。可见，在处理国际诉讼时，一国法院通过决定是否行使管辖权，可以在相关国家之间实现司法管辖权的分配。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之所以能够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这是各国国内法院自我限制其治理权的结果。
(三)善用人民法院处理敏感国际纠纷 跨国司法治理权具有相对独立性，对于一些政治敏感的国际争端以及国家军事力量暂时不适合直接管控的某些区域，如争议海域，善用人民法院尤其是处于涉外司法前沿的基层法院或专业法院的跨国司法治理权，可以最小的国家成本主张我国权益，表明我国立场，并为今后通过包括法律途径在内的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积累国家实践与证据意义上的有利先例，为我国和平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创造条件。(二)立法管辖权 通过审理国际纠纷，一国法院可以在相关国家之间分配立法管辖权，这是国际私法与国际民商事治理体系得以维系的根本原因。
所幸的是，在审理国际民事纠纷时，包括美加州法院在内的各国法院在确定实体问题的准据法时通常采取多边主义立场。(一)内涵 在全球治理体系中，通过行使跨国司法治理权，国内法院可分配三类治理权，即司法管辖权、立法管辖权与执行管辖权。
考虑到加州几近无限制的长臂管辖权规则，加之其陪审团素以做出高额赔偿而闻名，这种单边主义实践的司法效果将是灾难性的，因为它势必造成挑选法院泛滥成灾，从而导致各国法院在全球范围内无序、失衡、恶性地竞相行使管辖权，进而在司法层面埋葬全球治理体系在该案中，东航以非方便法院原则为依据提出动议，指出本案由中国法院审理更方便。
